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：科技与消费板块蕴含巨大潜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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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手掌握市场脉搏

　　近日，首席经济学家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教授殷剑峰在“上证·首席讲坛”上表示，当前A股市场正处于历史估值低位，海外机构对中国资产的乐观预期升温，科技与消费板块蕴含巨大潜力。

　　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如何突破结构性挑战、重塑增长动能？殷剑峰提出三大关键路径——以养老体系改革引“活水”浇灌资本市场；以重构产业逻辑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加大对服务业及基础公共产品的投资。

　　A股市场的机会在哪里？

　　“从历史上来看，A股现在是绝对的低位。”殷剑峰表示。

　　美国集团近期的报告也认为，今年中国股票市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开局。认为，现在是建议全球投资人增加对中国股票配置的最佳时机。

　　A股市场接下来的发展态势如何？殷剑峰认为，人工智能、方兴未艾，DeepSeek、科学等企业的崛起，充分说明了中国在供给侧的实力不凡。同时，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切中肯綮，消费板块非常值得关注。

　　在当下的时间节点，应采取何种资产配置策略？殷剑峰说，除了在A股市场看好的板块外，目前50年期限国债收益率已超过2%，因此购买国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　　中长期资金在哪里？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资本市场系统性改革持续深化推进，但仍面临中长期资金供给不足这一核心制约因素。殷剑峰认为，破解这一瓶颈的关键在于健全养老体系第二、三支柱，推动储蓄资金向投资转化。

　　以成熟市场为例，美国资本市场长期繁荣的核心支撑在于机构投资者主导的“资金三角”——、寿险资金与共同基金，其中养老金规模最为庞大。

　　这一结构的形成与其养老体系紧密相关：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（ICI）数据，截至2023年底，美国养老三支柱中，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（现收现付制）规模仅为2.79万亿美元，而企业年金（第二支柱）规模达22.4万亿美元，个人养老储蓄（第三支柱）规模合计16万亿美元。

　　在殷剑峰看来，美国后两个支柱远远超过了第一支柱，成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最重要的构成部分，且第二支柱通过“401K计划”等产品和渠道持续注入股市。

　　反观我国养老体系结构，第一支柱远超第二、三支柱。殷剑峰认为，当我国养老体系真正成熟健全，第二、三支柱形成规模效应，资本市场自然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中长期资金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经济正处于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的关键期，哪些动能最值得期待？殷剑峰毫不犹豫地说：“人工智能。”

　　具体而言，他更为看好两个方向：人形和工业领域的具身智能。后者“来得更快”，因为中国在工业制造领域具备庞大的产业基础，工业领域的具身智能最有可能在我国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。AI革命将凸显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。

　　“人工智能要在认知、行动上全面超过人类，必须变成具身智能。”殷剑峰说，目前信息是被局限的，具身智能可以通过和物理世界接触，获得更多信息，这方面中国不少企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探索。

　　殷剑峰以广东某企业为例，描述了AI应用给传统纺织业带来的颠覆性变革：该独角兽在全国不少工厂的纺织机上部署了传感器，能够直接收集企业数据并利用AI将服装创意设计图生成样板。“有了这套智能系统，客户上午在曼谷点击鼠标，下午东莞工厂的AI系统就能完成设计、采购、生产全流程，3至5天内服装即可送达客户手中。”殷剑峰说，工厂已实现“订单驱动、零库存”的生产模式。

　　每一次技术革命，都是产业与就业的双重新陈代谢，其间也伴随着变革阵痛。IMF研究显示，AI将影响全球近40%的就业岗位，而在发达经济体，这一比例可能高达60%。

　　“机器人可以烤面包，但谁来吃面包？”在殷剑峰看来，人工智能可能会对供需两侧的经济形态产生颠覆式的影响。进一步而言，若无法构建“投资于人”的新型财政体系，技术进步可能加剧社会分化。

　　财政支出更应投向哪些领域？

　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“推动更多资金资源‘投资于人’、服务于民生”，强化了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。

　　在殷剑峰看来，工业、金融、房地产、建筑业、基础设施等行业的投资比重，远超其创造的GDP占整体GDP的比重。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将近20%，创造的GDP占比却不到5%。

　　在消费端，提振消费的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，这不仅包括当下的收入水平，还涉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，这与财政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。

　　“经济学里有一个恩格尔定律，从收入比较低向中等收入跃迁的时候，消费会从食品等转向制造业产品。此后经济进一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迁，消费又会从有形的商品转向无形的服务。”殷剑峰说。

　　国内的消费趋势正逐渐转向无形服务，而这类无形服务的供给却不足，比如政府提供的养老、医疗、等公共产品。由此可见，服务行业大有前景。

　　殷剑峰建议财政支出结构需加快从“补砖头”向“补人头”转型，增加消费者服务业、生产者服务业、信息技术行业、科学研究以及政府提供的养老、医疗、教育、育儿等基本公共产品领域投资。此外，还需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制度框架，例如借鉴北欧0岁至16岁国家抚育体系。这些措施有助于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，从根本上增强消费能力与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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